美对华政策如何回到正确轨道？基辛格“外交哲学”依旧重要(2)

　　这些挑战首先来源于近年来美国对华认知的重大转变。不久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其对华政策演讲中提出，“中国是唯一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有不断增长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来实现这种意图的国家。”正是基于这种错误认知，美国鼓吹“对华接触失败论”，渲染所谓“民主与专制之争”，大搞“民主国家联盟”，提出所谓“三分法”“三点论”，试图用大国竞争甚至对抗来定义中美关系。当对中国的根本认知发生偏差，那么对华政策便不可能回到正确轨道。

　　如今的美国对华政策团队，并不缺少职业外交官或中国问题专家，但他们中的多数对中国发展及中美关系带有浓厚的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对中美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的巨大利益视而不见，宁可牺牲国内民众和产业的利益也要遏制中国，实在是50年目睹之怪现状。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正是因为美国缺乏有战略思维和远见的领导人，缺乏有成熟“外交哲学”的政治家。

　　中美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有别、历史文化存异，这是客观现实，但并不是美国政治精英新近才取得的什么“重大发现”。事实上，从中美交往之初起，双方便已意识到这些差异乃至分歧。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总结道，中美两国的文化和政治背景有着重大差异。美国着眼务实，中国偏重概念；美国未受邻国威胁，中国周边则强敌环伺、虎视眈眈；美国制定实际可行的计划，重视拿出结果；中国则只确定总原则，关注大局发展。这些差异反映到外交层面，便产生了两国间不同的互动模式。

　　但是，如果50年前两国领导人能超越眼前问题、寻求共同愿景，那么现在没有理由不能重来。诚然，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中美在实力地位和影响力等方面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但这并不必然成为双方难以和平共处的阻碍，关键还在于两国能否在攸关彼此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取得一致，能否就两国关系的未来凝聚共同认知。

　　基辛格表示，“每个伟大成就在成为现实之前都是一种远见，它产生于勇于担当，而不是听天由命。”中美关系发展至今，不能再恶化下去了，两国不能做听天由命的选择题，而要做勇于担当的必答题，是时候共同构建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外交新哲学”了。这既是两国人民之福，也是国际社会所愿。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值班编辑：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