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一边折腾、一边琢磨(5)

　　虽然那个时候总是听到“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宣传，但是台湾在我的印象中，是十分遥远的地方。听了这个父亲的话，就觉得他要撵上儿子并打他一顿的决心实在是太大了。那个时候，我也想不到，二十多年之后自己居然会跑到台湾去做房地产。

　　这些观察、体验，都刺激着我去思考，也刺激我着想要更深入地去了解社会，然后参与到改造社会的活动中去。

　　我们中学附近有一个叫景龙池的地方。我一个同学还曾带着我去胡同里见过一个“神人”。这个“神人”曾经是国民党军医，在那个年代，“出身不好”的他当然是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不过，我们去找他，他也不烦，还给我们讲历史，讲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他讲的历史，跟我从别处听到的很不一样。于是我开始知道，历史不是那么简单地由一个人说的，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历史，而且历史有不同的侧面。

　　由于有这些铺垫，1977年考入大学之后，我一边上课、学习，一边读历史，延续此前的社会实践活动。当时特别想折腾，想通过折腾来实现自己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愿望，我觉得那是自己的使命。

　　所以在上大学以后，我也参与了一些事情。

　　我们在1978年4月份入学，1982年元月毕业。这几年，正好赶上了时代转变的大潮，从社会层面讲，这几年中最重要的事，实际上是思想的解放与启蒙。

　　1978年5月开始，有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当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随后，就逐步开始了改革。

　　在这个背景下，社会和思想都开始松动。要知道，在1976年以前，甚至可以说，在1977年以前，社会都是管得非常严的。所有人，穿的衣服是一样的，吃的东西是一样的，工作也都是在公家单位，也是一样的，所有的事都被管在一个特别狭隘的空间里。大家几乎都一样，也不敢想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思想百分之百是一致的，说的话词是一致的，书也只能看那几种书，马列的、毛主席的，以及因批儒评法而被允许看的一部分古籍，还要批判地看，其它的都没有。

　　1978年以后，各方面都开始松动了，社会上出现了“伤痕文学”，也就是一些反思、批判文革，反映文革期间人被压抑的文学作品。其中最典型的是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当时还有一个著名的话剧，叫《于无声处》。

　　大家开始把文革期间的这些压抑、不满、痛苦全都宣泄出来。后来我知道，苏联文学界在斯大林去世之后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了一批被称为“解冻文学”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