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一边折腾、一边琢磨(6)

　　大家开始要求检讨文革，然后希望思想解放，想找到未来的方向。

　　当然，这种思想的解放与启蒙，先声都在北京。

　　西北大学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七七级、七八级、七九级学生中，有很多北京知青。比如我们班上，大概有八九个北京知青。他们基本上都是十四五岁时从北京来到陕西（主要是陕北的延安等地）插队，恢复高考之后又考到西北大学。

　　这些北京知青跟北京的联系很密切，于是北京出现的思想解放与启蒙作品，很快就通过他们传到了西北大学。

　　所以虽然西北大学在西安，那时候我也没去过北京，但我通过这些同学，很快就了解到了这些作品。当时北岛、芒克等创办的诗刊《今天》传播很广。虽然那时没有网络、没有手机，但是学校有报刊亭和一些展板，大家就在报亭或者展板上贴《今天》杂志里的诗歌，主要是一些朦胧诗，贴星星画展的一些作品，那儿的东西也会传到我们学校。总之，当时发生在北京的这些事，在我们学校都有机会了解。

　　这些变化不断地激发着我，我也开始思考这些事，思考未来我应该怎么样参与并推动社会的进步。于是，在上课以外，我更积极地参与到学校里的、社会上的一些活动中。

　　那个时候全国的大学生都在办学生刊物，每个系都在办自己的，我们系的刊物叫《经济初学》，中文系的刊物叫《希望》。

　　我们一边学习，一边办杂志。杂志的内容主要是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我的很多同学年龄都比我大，他们有比较丰富的社会经验，就结合自己的社会实践和学到的经济学知识，写一些文章，然后我们自己刻蜡板印刷、刊发。我也参与到《经济初学》的写稿、编辑当中，得到了非常大的锻炼。

　　当时北大经济系、武大经济系等也都有自己的刊物。而且，全国高校的经济系还出现了一个杂志团队的联络。

　　我印象中，武大经济系的杂志上有朱玲发表的文章，北大经济系的杂志是刘伟等人在办，北大经济系当时在读的还有石小敏、吴稼祥等，我们就跟他们都通过交换杂志有过联系。

　　跟这个事相关的，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当时我们学习的主要是政治经济学。这些内容以外，我们开始知道了西方经济学。但当时几乎没有西方经济学的书，我们就想办法去找。有一段时间，我对计量经济学很有兴趣，后来找到一本丁伯根的书，我就去借来读。

　　我们学习小组的组长叫毕昆，是一名北京知青。我跟他说，既然大家都需要，我们应该把它印出来卖，没准还能卖出去。最后，我们用油印的方法把这本书印出来，然后再卖，好像还赚了一千多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