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要帮助企业统计碳足迹，合理制定规则和减震措施(2)

　　我想讲的是，我们怎么来让我们整体的制度框架变得更加合理，来让我们更加地做长期规划，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在宽和厚的赛道上配置各种资源。

　　我们来看我们遇到的一些问题，刚才说了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制度框架，但是这个制度框架不是很完善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

　　大家记忆犹新的2021年的拉闸限电，最近因为气温特别高，空调用电又多，工业生产的用电又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那怎么在电力供给紧张的时候，怎么配给电力使用就变成了很大的问题。

　　2021年的拉闸限电对很多的企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是因为我们的配置是基本行政手段的，一定程度上上面定了总体的目标说今年发多少电，用多少能源，层层分解，到了基层政府就分解到企业头上。基层政府要想非常有目的性说哪些企业停电成本低就少用电，停电成本高的就多用电，做到这样对政府要求实在太高了，要对各种各样生产的程序都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很难做到。但是如果我们有价格机制就可以比较好配置短缺的电力，有些企业停电一次生产线完全毁掉，对他们来说成本非常高。也有一些不那么极端的，停电一次重新开启需要3天的调试时间才能让产品的质量稳定，对他们来说停电成本也非常高。但是另外一些企业停电成本就会相对较低一点。如果用价格机制，那些停电成本高的企业宁愿付高价也要保证供电稳定，需求可以得到满足，而停电成本比较低的企业，当电价上涨可以少用电，把电腾出来让需求比较迫切的企业来用。电价合理的调节就非常地重要。但是，要电价调节阻力是非常大的。

　　既然电这么紧张，如果我们再做传统的发电设施的建设，比如说煤电的建设，用最多可以是38年，除非我们捕捉二氧化碳的技术有突飞猛进，现在大家看不到这样的前景。所以几乎所有的设计中都是说最终煤电要退出市场。它的生命周期是48年，而我们要达到碳中和只有38年，所以做进一步的投资煤电效率是有问题的。

　　那我们就希望用清洁的电力，比如说风电、光电等等。但是我们清洁能源投资能力很强，但也遇到一些生态的约束，有些地方适合于做风电，但是生态规定说不能做。但总体来说，它的约束是我们的消纳能力。我们发了风电和光电，因为它不是稳定的电源，所以电力系统消纳不稳定电源的能力还是需要有很多建设的。

　　那为什么消纳能力现在没有突飞猛进呢？我们在不断地进步，但为什么还有障碍呢？一会儿我会跟大家分析，跟我们的定价体制有什么关系。

　　还有碳关税。欧盟已经在讨论征收碳关税，尽管他们的措施有变化，最终实施时间也还没有最终确定，但是几乎可以肯定最终要实施碳关税。碳关税对中国出口欧盟的企业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因为我们的碳定价是比较低的，欧盟碳关税设想是欧盟企业要为排放每一吨二氧化碳支付100欧元的成本，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最终传导到用电企业。但是，中国的企业成本中碳定价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这中间的差异欧盟的企业认为对他们竞争不公平，所以他们的议会就说我要把中间的差异100欧元和我们现在碳价大概是40元、50元人民币之间的差价变成它定碳关税的基准。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国内保护企业不让他们成本增加，但是出口的时候全部以碳关税的形式体现出来。所以等于国内其他行业碳排放企业，出口企业没有承担，最后欧盟关税把这些全部拿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