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明、章子怡，被迫长期主义(2)

　　从收入结构上看，2017-2019年公司的投资、发行、影院三大主营业务占比相近且占比年变化较小。2020年疫情爆发后，影院基本处于停业状态，影院业务的收入占比下降至 25.17%，而受《长津湖》等影片票房影响，投资业务的收入占比上升至46.67%。

　　2021年，博纳实现收入31.24亿元，同增94%，从营收规模上已经摆脱2020的颓势，与2019年基本持平。当年票房最高的《长津湖》，贡献了其中的1/3。

　　今年上半年，因《长津湖之水门桥》上映，公司营收再次实现快速增长，增幅达到81.89%。

　　作为中国目前参演人数最多的一部影片，博纳制作《长津湖》的成本达到7.3亿元，将影片投资的毛利率拉低到28%。其他影片如《中国机长》《中国医生》虽然票房相比较低，但制作投入较小，影片投资毛利率在60%以上。

　　博纳能高频产出爆款，主要是因为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已经总结出了一套相对成功的“主旋律+香港导演+全明星阵容”主旋律电影商业模式。

　　相对于内地导演，香港导演对好莱坞工业流程比较熟悉，对中国文化也有独到的理解，一定程度上能摆脱过去主旋律作品生硬讲道理的套路，将商业化与主旋律结合，呈现更新鲜的视听感受。

　　但这种模式难免也会变成下一个套路。《中国医生》播出后，反响不如《中国机长》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换汤不换药的套路，市场并不买账。

　　拍主旋律电影，同样也有于冬英雄主义的私心。

　　于冬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从小看过多遍《上甘岭》《英雄儿女》，“每个画面都记得，每句台词都会背”。做主旋律电影，是希望拆除过去主旋律电影与今天年轻人中间的墙。

　　在他看来，信仰与理想，是全世界通用的电影语言，能把一个电影公司从两三个人的小作坊做成上市公司，他也是这个时代的英雄。

　　纳斯达克上市那天，于冬要求升五星红旗，“那一刻，华尔街因为中国电影人的到来而升起五星红旗，那一刻，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这种热情最终被资本市场一瓢冷水浇灭了。

　　十二年之后，博纳回到了中国的资本市场，伴随这个热点的是，要求升五星红旗的于冬具有新加坡永久居留权。

　　上市当日，敲钟现场众星云集。

　　于冬带着太太金巧巧和一双儿女出席活动，疑似以行动回应绯闻。导演陈凯歌、徐克，电影人黄建新，以及原中国电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等人，作为于冬重要的事业伙伴，与于冬一起站上了敲钟台。章子怡、李冰冰、李晨、林永健等诸多明星则亲临现场，为其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