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经济日报重磅调研报告(6)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总的来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需要充足的资源。这个“资源”，包括指引方向的科学理论，强大稳固的实体经济“基本盘”，结构优化、运转健康的金融体系，富余的回旋余地以及丰富的政策“工具箱”。归根结底，要廓清思想认识迷雾，在纷繁复杂的情况中牢牢把握主动权，提升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和水平。

　　面向未来，我们要进一步用好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持续积淀破解难题和化解风险的智慧，继续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基本方针，抓好风险处置工作，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提升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水平 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

　　无论是1929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还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几十年来世界各个角落发生的大大小小危机，人们总能在所谓“意外”与“巧合”中翻找出那条指向危机的线索，总能发现被人们忽视的经济规律在默默发生作用，总能在事后惊觉那些贯穿于繁荣时期的盲目、扭曲、过剩、膨胀，其实早已一次次传递出累积风险的明确信号。

　　世界经济已进入风险易发、高发期，能否精准预判风险苗头、把握危机走向，至关重要。对于我国而言，诸多新兴领域既无可参照的发展路径，也无可照搬的成熟经验，为此必须增强预判风险的本领，提高防范化解风险的水平。

　　经济领域风险的成因与演化日趋复杂

　　风险往往具有较强的隐匿性。人们习惯用“黑天鹅”“灰犀牛”来比喻风险。前者指的是那些意料之外的、产生重大影响的风险；后者指的是那些由于太常见而被忽视的风险，如同犀牛，待它真正冲到眼前，人们才惊觉为时已晚。

　　“黑天鹅”难以预测，“灰犀牛”虽不易察觉却有迹可循。1992年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可以被看作20世纪70年代以前布雷顿森林体系内在矛盾的翻版；1997年泰铢急剧贬值，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但早在1996年泰国就已出现金融不稳的明显迹象，国际投机者蠢蠢欲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其房地产市场早已出现信贷扩张的巨大泡沫。

　　即便人们一次次被“灰犀牛”撞倒，但如何识别、预判潜在风险，至今仍是世界性难题。

　　一方面，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风险的成因日趋复杂，从单一风险源演变为多点关联风险源，风险识别的难度呈几何级增长。以金融危机为例。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金融危机通常只表现为单一形式，比如，60年代的英镑危机是货币危机，80年代的美国储贷协会危机是典型的银行业危机。但进入90年代，金融危机的综合性特征愈发明显，外溢性影响突出。例如，当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开始收紧时，世界经济将经历“痛苦”的调整过程：外部市场流动性突然收缩，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出现资本外流、货币贬值、资产价格下降等现象，如果该国的经济基本面不健康，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