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村医夫妇 想帮农村临终病人“尊严死”(6)

　　孙志宇看到，这是包括癌症病人在内的，许多农村临终病人的共同选择。他们大多已经在外面的医院辗转奔波了一大圈，失去了治愈或缓解疾病的可能。出于经济状况、就医距离等原因，他们选择放弃积极的治疗手段，回家就近接受聊胜于无的医疗服务。而他们最大的区别在于，离死亡还有多久，以及还需要承受多长时间的痛苦。

　　然而在这些农村临终病人的最后一站里，孙志宇和刘贵芳能给他们的东西并不多。“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一般大病不出县”，孙志宇挂在嘴上的这句话，是他对自己工作的权责定位。他知道，卫生院和刘贵芳工作的卫生室是县乡村三级诊疗体系中最末梢的环节，他们的工作其实就是“搞保健的”。

　　相比之下，在城市里的临终病人，虽然他们可能也会放弃积极治疗，但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绝大多数医院都可以做到及时止住他们的内出血，及时抽掉腹水，或者在剧痛袭来时，给他们用上止痛针……这些都无法治愈他们，但至少会减轻痛苦，让他们在人生最后阶段不至于失去体面。而这些，都很难在农村实现。

　　有时，“搞保健”的孙志宇还是会在卫生院的走廊里听到癌症病人痛苦的呻吟声。还有些时候，一些终末期的患者会当着夫妻俩的面说出“想死”的话，哭着哀求：“不想活了，给我一针吧！”一旁的家属只能哭着、拉着。

　　他显然不能成全这些患者，甚至不能帮他们减轻痛苦——折磨他们的不是小病、常见病，他没能力处理，也不必由他处理。卫生院里只储备了头疼脑热的常见药品，最先进的检查设备是去年刚刚购置，现在还没拿到报销款的X光机。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这些终末期病人能得到的治疗只有“对症治疗”的消炎药或营养针，真遇到危急情况，仍然要送到县医院处理。因为没有麻醉资质，就连最基本的止疼药，孙志宇和他的同事们也没有资格开处方。

　　安宁疗护

　　尽管没法说清“安乐死”的严格定义，但自2013年左右听说这个词开始，孙志宇夫妇就开始相信，减轻农村临终病人痛苦，“让他们有尊严地离世”，这应该会是一个可行的实现途径。不过，自从1988年，安乐死合法化的议案首次出现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以来，围绕着它的争议已经持续了30多年。立法尚有长路要走，安乐死在农村落地更缺少现实基础。

　　安宁疗护是一个更具现实性的工作。2020年，孙志宇接到县卫生局通知，要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打造“安宁疗护病房”试点。事实上，早在几年前，孙志宇就在刘贵芳从两会上带回来的文件里见过“安宁疗护”这个词。平时就喜欢研究政策的他，认定这是一个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