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村医夫妇 想帮农村临终病人“尊严死”(2)

　　陈香的印象也是如此，从10年前起，村里的癌症“简直像感冒一样流行”，除了母亲，她的大哥和丈夫的哥哥也都曾是癌症患者。他们确诊时年龄不过四五十岁，但也都是晚期。陈香还记得，最后一次见到“健康”的大哥是在正月一次赶集时，他说自己得了一点小感冒，准备去卫生室拿点药。一个月后她得知，在石家庄的大医院里，大哥“一直没好的感冒”被确诊为胃癌晚期。再过一个月，大哥完全换了个人，化疗毁掉了他的好身板和意志力，他疼得杜冷丁（一种强效镇痛药）一针接一针地打，终究没挨过那个春天。

　　根据北京大学医学部李立明和南京医科大学沈洪兵的报告，中国的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癌症发病率差异不大（467.8例/10万人与446.5例/10万人），但农村人口的癌症死亡率要更高。生活在一个刚刚脱贫的农业县区，南阳堡镇的村民基本没有定时健康体检的习惯，更没有接受过全面的癌症筛查。因此，大部分患者在检出癌症后，都已经到了晚期阶段。

　　在孙志宇看来，癌症是最受罪的疾病之一。他忘不了一个得食道癌的街坊，因为癌症发现得实在太晚，接受手术时，医生看见他的食管已经被癌细胞侵蚀出了一个瘘孔，所有吃下去的食物都会漏出去，进入胸腔的引流管。还有一个食道癌病人，“当时已经不能吃饭了，我们只能给他输液，保持体内电解质平衡，每天输每天输，整个手背都是针眼，到后来我们从这儿输进去的液，会从另一个针眼冒出来……”更早的时候，隔壁村还有个肝癌患者，因为实在受不了癌痛，最后选择了自杀。

　　孙志宇的妻子刘贵芳也是一名村医，她平时在家里的卫生室工作，因为早年专看妇产科，她见证了村里许多女性癌症患者的最后时刻。她记得一个常来看诊的老奶奶，60多岁的时候患上了宫颈癌，摘除手术多年后查出腹腔转移，儿女带着她在外面医院化疗一圈后，最后回到家“数日子”，疼的时候整条街都能听见她的喊叫声。

　　正因为如此，2018年当刘贵芳选上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时，履职第一年，夫妻二人就聊到“安乐死合法化”的议案，“不想看病人这么受罪了，看看能不能提一提”。

　　2022年的全国两会上，刘贵芳面对记者再次谈到这份议案。她很清楚在现有的条件下，想要推行“安乐死合法化”还有很远，但她想呼吁人们关注，农村临终病人在生命末期，同样需要“不痛苦，有尊严”。